原来依赖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来解决和缓解国内其他矛盾(如腐败、通胀、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公民权利的保障等)的发展路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人口和社会变化导致生产边际工资成本和最低工资水平显著上升。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中国随即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6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第五，经过几十年的赶超型增长，中国在许多领域正走向技术前沿，后发优势也在逐渐消失，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也在递减。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增长率超过8%的时代已经过去。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通胀 。第三，毫无节制的资源开采使得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飙升。

更糟的是，经济增长不仅没有重拾升势，反而在2013 年第二季度再次下降，导致所有预测机构争相调低对中国全年增长的预测。也就是说，当政府采用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时，不必过于担心价格的波动。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者的信心、企业家的信心都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达到一个新的低谷，到那个时候，就看到底是以往的老的办法继续支持增长，还是继续往前，重视增长的质量，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追求增长的数量。

来源:上海商报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到的第二季度的7.5%的速度如果是真的话，那么这个7.5%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按照老办法做出来的。陈志武表示，要减轻经济增长压力，首要任务是放开金融管制。陈志武表示：现在大家讲到的‘克强经济学等等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我觉得今年第四季度、明年上半年是真正的考验的时期。

政府对资本管制应该放松，对企业走出去的管制进一步放开，对中国老百姓家庭和个人的理财、投资方面要做更多的放开，给予他们更宽阔的空间、更多的通道。陈志武指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看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有其他方面的投资相对于去年同期，第二季度相对去年六月、五月来看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同比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还是在22%左右，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的7.5%，也许第三季度7.2%或7.3%，实际上这些也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也是主要靠基础设施硬撑出来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陈志武表示，如果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的话，到那个时候可能政府又会挺不住了，又会重新强化过去的靠铁公基、靠强化投资刺激增长。过去，A股与其说是个市场，不如说是个政府部门，股市融资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现在要让发现自己被骗的股民们重新建立起对这个市场的信心，很难。市场原本并不缺钱，但这些信贷所投向的基础设施项目回笼周期都相当长，所以会很长时间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预计‘钱荒还会再爆发。自上而下来说，监管层没能预料到地方债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会那么大。

他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到底是该靠投资还是消费来带动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经济发展的瓶颈不再是生产能力的不足而是需求的不足，同时为了提高消费活动，政府层面应该拓宽百姓分享渠道，让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真正感受到GDP实际增长速度。陈志武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表示担忧。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昨日举行的宜信财富论坛上表示，与今年第二季度相比，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艰难，而中国经济的最大考验将在2014年上半年出现。陈志武分析称：‘钱荒可能会导致之后的贷款增速放缓，这也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来看，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会很艰难，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第一、第二季度

进入专题： 经济放缓 。较慢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值的增长率。那是一个应当摒弃的神话。

原则上，中国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化地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补贴快速增长。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但由于低工资和廉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将导致增长崩溃。

换句话说，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者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要以远低于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

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GDP。

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GDP增速，是近乎不可能的。因此，6%或7%的GDP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10年期间达到近10%至11%的年均消费增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6%至7%，10至12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

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35%，这一比例之低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到6%至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就必须仅仅增长3%至4%。

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的。这个低得多的GDP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

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的确，不这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

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10%的GDP年度增幅之后，若GDP增幅跌破6%至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即便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底还很远。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

这就是为什么GDP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

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6%至7%的水平。

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方式